​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艺术是两股对抗的力量，一个是秩序与理性的阿波罗，另一个是混乱与放纵的狄俄尼索斯，艺术将两者结合表达出人类光明与黑暗的两面性。张肇达先生最新创作的“飞花令”系列，让我不由得联想起尼采笔下的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的对抗。

张肇达先生钟爱行动绘画。艺术的形式无非是艺术家表达其艺术冲动的一种表现手段，行动绘画对于张肇达先生，或许就是将创作作为自我与自然的结合最直接的选择。自我是无象的，却一直伴随我们，是我们感知最深的，自然是有象的，却总是偶然的，是难以捕捉的。在张肇达先生的行动绘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无象的自我与有象的自然的直接结合，一种无象的实在与一种有象的缥缈的奇妙结合。艺术家站立于比自身以倍数级宽大的空白画布面前，将其极为有限的手臂进行伸缩，扭动着手腕，牵连着作为身体延伸的画笔，在果断的一笔滑落的当下，犹如一个微小脆弱的生命无畏地直面庞大的宇宙。在画布近处落笔，在画布远处反思，在画布前不断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地游走，自我于行动与反思之间不断折返，近处的我被庞杂围绕犹如处在宇宙中心，处于远处自身又犹如宇宙微尘。每一次站在画布面前，都是一场自我与自然最纯粹的交流，在这场互动里没有日常的杂多，只有他钟爱的色彩，这是任何一个深刻追求自我与宇宙的关系的艺术家都无法抗拒的魅力。对于张肇达先生，艺术的对象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世界，艺术的存在价值从不在于呈现这个时代的现状，也不来自于欣赏者的眼光，只在于对创作者的存在的一种展示，是赋予那无象的存在以形态。

在近期作品“飞花令”中，张肇达先生将这种对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进一步升华，将自我的主观意识逐渐进入浑然忘我之境。飞花令中包含了一种醉意，尼采称“醉”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个体化原理的崩溃”。飞花令中的忘我，是对自身理性的有意放逐，让人性中的非理性去突破那些追逐完美秩序的个体化原则，使人与自然的界限模糊，尽情感受动态的生命之流，感受强大的生命意志，是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释放。

“飞花令”得名于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中那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飞花令对诗词格律有着严格要求，却又作为古人饮酒作乐时的游戏，这正呼应了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的两面性。人总是潜移默化的向往太阳神阿波罗，想象成为他的化身，不断理性化、秩序化、理想化世界。在这批作品中，对整体结构的把握，对色彩之间比例的调节，对画面平衡的控制，是作品中阿波罗的秩序与理性，是根源于张肇达先生长久以往对色彩的研究，日积月累的书法根基，是早已深埋在艺术家意识中的能力。而那布满画面的充满张力的跳跃性笔触，那大弧度的曲线及其因速度快与幅度大的行动所导致的水痕，正是艺术家释放其生命能量的涌动，从人的内在的天性中所迸发的生命激情，在那非理性的生命之流中遗忘个体化原则，进入酒神狄俄尼索斯陶醉的忘我之境。

张肇达先生的作品充满着生命的辉煌壮丽，始终呈现着太阳神如梦幻般的幸福，张肇达先生的作品又充满着生命本真的激情，得以窥见酒神的本质。初看飞花令，被作品中色彩与线条中所突显的跃动与缤纷吸引，那些童真感的色彩，光明而绚烂，再看飞花令，那些带有冲击感的色块，浓艳刺激的色彩又占据了视觉，感受到了深沉。从画面那些干、粗、有力的笔触中，感受到了坚定与果断，又从那充满偶然性、跳动性的细线条中，感受到了放肆与冲动。那大量的书写式的抽象涂鸦，在画面中似乎无限重复形成残影，呈现出一种在醒与醉之间、梦与醉之间的挣扎，身体在不受控的瞬间涌出的生命意志，一种坚定的疯狂，犹如光明与黑暗，是阿波罗式的美好与狄奥尼索斯隐蔽的痛苦的对抗。这是一种深知生命的悲剧性却仍强烈喜爱生命的人所拥有的，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真正感悟。

张肇达先生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也不是对当代状态的表达，更不是瞬间情绪的抒发，这种真实是从体现人性的两重性中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以苏格拉底的理性为先，充斥着对生命的盲目乐观，掩盖着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而是对存在的混乱与自我矛盾的揭露，并呈现人性中光明与黑暗、理性与非理性的挣扎。真正的艺术是生命中至强的兴奋剂，是直接凝视命运的深渊而获得的生命意志的释放。